中新社南昌4月23日电 题：千年书院怎样塑造中国人的“阅读DNA”？

——专访江西省书院研究会会长张劲松

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

4月23日是第31个“世界读书日”。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近日在江西南昌举办，首个全国“全民阅读活动周”同步启动。中国人的阅读传统从何而来？那些藏于山水之间的千年书院，如何塑造了中国人代代相传的“阅读DNA”？江西省书院研究会会长、南昌师范学院书院研究中心主任张劲松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院者，周垣也，书院字面意思就是富藏书籍的院子。书院之所以在唐代诞生，而非更早的汉魏时期，关键在于两项历史条件的成熟。一是雕版印刷术在隋唐时期的发明与推广，加速了书籍的生产与流通，使聚藏图书成为可能。汉魏时期，书籍全靠手抄，成本较高，难以支撑书院式的大规模藏书。二是科举选官在唐代成为主流，民间庶族子弟通过考选向上流动成为可能，产生了强烈的读书需求。印刷术的发展叠加科举制度的刺激，使书院在唐代应运而生。

文字记录需要一定的介质，阅读需要一定的媒介。书院的出现不仅是教育组织形态的变化，更是教育理念与方法的巨大变革，同时也是秦汉魏晋以来师授教育向个人读书自学教育的深刻转变。书院因藏书而兴，有了丰富的藏书，求学于书院的士子便能借书而读，进而思，进而质疑辩难。从“绛帐遗风”到“视简而诵”，书院成为古代士子大规模阅读的起点。

2026年4月19日，江西铅山鹅湖书院，民众慕名而来，在书香古韵中寻访先哲足迹。始建于南宋的鹅湖书院为古代江西四大书院之一。 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 摄

相较西方的奖助学金，中国书院的养士规制既有普惠性又有竞争性，既有经济性更有教育性。且书院养士由于经费主要来源于本地资源，围绕着学田、租息等，书院借由养士深深嵌入地方社会治理，使书院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区域性、地方性，这是与西方大学不尽相同的。

书院因书而生，一些规模较大的书院建有专门庋藏图书的“藏书楼”“藏书阁”。据史料记载，北宋至清代，多有帝王赐书给书院，如庐山白鹿洞书院。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宋太宗将国子监刻印的《九经》赐给白鹿洞书院，这是古代书院获得赐书之始。从五代北宋江西三大家族书院“聚书以延俊髦”，到晚清江西万载正谊书院山长指明“藏书于书院原欲大家看阅”的宗旨，书院的“藏以致用”“藏以为学”的公共性传统极为鲜明。

相较中世纪欧洲大学图书馆，在借阅对象上，书院藏书面向全体书院肄业生徒，而不是部分学士，服务对象更加宽泛；在藏书来源上，既有赐书、购书、捐书等，还有自行刻书，甚至刻书成为明清时期天下书院、省会书院、府州县中心书院的一类职能，成就“书院本”作为中国古代书院私家刻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管理制度上看，因书不易得，书院对于书籍购置、借阅、翻检等管理制度较为严格，与中世纪欧洲大学图书馆管理主要由学者自行负责相比，更加规范有序。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资料图)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摄

作为书院文化高地的江西，历史上书院数量多、影响大，也是目前中国书院遗存最多的省份之一。近年来，江西加强书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2025年9月，清代江西唯一省会书院豫章书院在南昌象湖风景区易地重修开馆，致力于打造“书院+书房+书吧”的活态传承模式。通过制度化“豫章讲坛”恢复传统书院的讲学功能，豫章台成为常态化的开放式图书馆，内设自习室，拟聘请知名学者为山长，开展非遗传统、文化宣讲、开笔礼、诗会、学术交流等活动。这一模式为优秀书院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了有益探索。

2025年10月5日，一名女孩在家长的陪同下来到江西省南昌市豫章书院安静学习。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 摄

“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自古以来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崇文重教的传统推动着历代江西官绅民众合力兴办书院的热潮，涌现出“天下书院之首”白鹿洞书院、开创学术辩论先河的鹅湖书院、“文章节义”著称的白鹭洲书院等杰出代表，造就了江西书院“甲于他省”的文化奇迹。

江西书院文化、中国书院文化具有显著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南宋鹅湖之会、朱陆南康之会，以及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豫章书院、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的讲学会通，都赋予了江西书院乃至中国书院极其宝贵的自由争鸣精神与文明互鉴价值。

利玛窦与章潢在南昌的相遇告诉我们：阅读、思考、交流、互鉴才能成就彼此，对人类阅读史如此，对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亦如此。这正是千年书院留给中国人最深层的“阅读DNA”——一种将阅读与修身、对话、公平、开放融为一体的文化密码。(完)

张劲松。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