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福州2月27日电 题：陈季同如何向西方“自画”中国？
——专访丹麦前驻上海总领事、汉学家曹伯义
中新社记者 龙敏
1884年，时年33岁的中国外交官陈季同，在清朝驻巴黎使团任职期间，直面欧洲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用法语著就《中国人自画像》，以跨文化视角系统阐释清末中国社会生活，回应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偏见。该书一经出版，便迅速被译为多种欧洲语言，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发声的重要文献。
如今，欧美社会对当代中国的认知仍存片面性与主观性。当年，陈季同如何向西方“自画”中国？其经验对当下讲好中国故事有何启示？近日，丹麦汉学家、丹麦前驻上海总领事曹伯义(Carsten Boyer Thøgersen)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上述问题。
陈季同1851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6岁时考入位于福州的马尾船政学堂(建立时名为“求是堂艺局”)学习法语。1874年至1890年，他先后赴伦敦、柏林、维也纳等地，特别是巴黎，为清廷的驻外机构工作。
1884年，33岁的陈季同用法文写就他最著名的作品《中国人自画像》，由此被誉为“中国近代中学西传第一人”。
2024年10月28日，在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内，丹麦汉学家、丹麦前驻上海总领事曹伯义向来自巴西、美国、伊朗、格鲁吉亚等国的汉学家介绍陈季同。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令人惊讶的是，陈季同在逾140年前讨论的一些话题，在今天的中西方讨论中仍然被触及。
例如，在谈到对中国科举教育和官员遴选的看法时，《中国人自画像》书中写道，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人都可参加考试，以博取功名。虽然这种考试竞争非常激烈，但这种平等的参与权，在实质上，远比国外人们所崇奉的“永恒原则”和载在“人权”中的所有条文都要珍贵。
这一看法，与我今天在中国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当相似，尽管已经过去了逾140年。我很惊讶，陈季同在当年就有这样的视角。
2025年12月15日，北京，观众参观“聚天下英才——中国古代科举文化展”。中新社记者 赵文宇 摄
但进入20世纪后，这本书在欧洲逐渐被遗忘。当时，西方眼中的中国成为一个遥远、落后且无关紧要的国度，缺乏欧洲的力量与活力。
在中国，这本书也长期被忽视。一方面，中国读者认为书中内容浅显平常，而陈季同使用的法式表达让中国生活显得“陌生”。另一方面，1911年清朝覆灭后，陈季同所属的官僚阶层成为历史。中国社会转向了新的目标，与传统思维产生了距离。
直到1998年，《中国人自画像》的中文译本才首次出版，中国国内对陈季同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与带有主观视角或猎奇心态的西方传教士、旅行者记述相比，陈季同的突破在于“以中国人的身份讲述中国故事”——他既不刻意迎合西方偏见，也不回避文化差异，而是以平等姿态呈现真实的中国文化和社会。这种“自我讲述”让西方看到了一个更立体、真实的中国，而非被他人塑造“建构的他者”。
清末外交官陈季同撰写的接受中国系列书籍。张芹 摄
中国思想是以务实、包容、和谐为基础的，它不追求主导地位，也不打算取代其他文化。这与孔子的“和而不同”理念一脉相承——和谐如同和弦，需要由不同的、独特的音符组成，多样性是和谐的前提。
世界上如果只有单一的音符，就无法形成音乐的多样与和谐。正如生物多样性维持了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多样性同样滋养着文明的灵感与延续。
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必将被认可为世界主要文化思想之一，但中国思想的“DNA”决定了它将为其他文化留出空间。
陈季同以文化为桥梁，增进中西理解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借助陈季同这类历史人物的实践经验，我们既能挖掘地方史中的文化交流资源，也能汲取“主动对话、平等交流”的智慧，为当下的中外文明对话提供历史参照与精神支撑。(完)
曹伯义。 中新社记者 李国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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