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馬尼拉1月30日電：在菲律濱首都的中心，矗立著馬尼拉二戰遇難者紀念碑(Memorare Manila Monument)，用以紀念1945年被屠殺的超過10萬名平民。這座紀念碑與日本國內部分歷史修正主義者近期試圖扭曲戰時歷史的行動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些修正主義者目的單一：淡化或否認日本的侵略行為，並粉飾其二戰期間犯下的、有充分文獻記載的暴行相關的歷史敘事。

但超越政治辯論，日本佔領時期的血腥現實，仍然是集體記憶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是一個鮮活的警示：任何修正主義都無法將其抹去。

轟炸不設防城市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馬尼拉被譽為“東方之珠”。然而，在歷時超過三年的日本佔領期間，這座首都的輝煌遺產幾近湮滅，城市化為廢墟，並留下了眾多萬人坑。

悲劇始於1941年12月8日，就在日本襲擊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數小時後。日軍迅速在呂宋島登陸，並快速向馬尼拉推進。

1941年12月26日，馬尼拉被宣布為“不設防城市”，這是為保護平民和數世紀的文化遺產免遭戰火摧毀的絕望之舉。根據國際法，這意味著該城市未設防，不應遭受攻擊。

然而，日本帝國陸軍以火雨回應。日本飛機有系統地轟炸首都，將歷史建築化為瓦礫，將學校和醫院變成墳場。

日軍還對被俘的士兵和平民實施殘酷報復。許多投降的士兵，無論受傷與否，均被處決，其中一些被活活燒死。被指控違反抗命規定的平民則遭受酷刑和殺害。

這種早期對平民生命的公然漠視，為隨後多年的恐怖統治定下了基調。

描沓安死亡行軍

1942年4月9日美菲軍隊投降後，日軍犯下了太平洋戰場最殘暴的戰爭罪行之一：描沓安死亡行軍(Bataan Death March)。

約7.8萬名菲律濱和美國戰俘被迫在極端條件下，從描沓安半島(Bataan Peninsula)頂端行軍約145公里至奧唐奈營(Camp O’Donnell)。連續多日，他們被剝奪食物、水和醫療救治。

歷史記載了所謂的“日光療法”，即戰俘被迫在灼熱的正午烈日下一動不動地站立，直至倒下倂虛脫。

倖存者後來回憶，沿途踉蹌跌倒者遭刺刀殺害，乞求飲水者則被槍殺。

歷史學家估計，多達1.5萬名戰俘在行軍途中死亡，另有數萬人在隨後因系統性虐待和忽視而死亡的拘禁期間喪生。

“共榮”背後的真實

日本戰時宣傳將佔領標榜為將亞洲從西方殖民主義中“解放”出來的使命。現實中，菲律濱人民很快發現自己處於一個更具掠奪性的枷鎖之下。

日本帝國掠奪群島資源，策劃人為饑荒，摧毀了農村社區。教育則透過強制性的日語灌輸被武器化。

1942年至1945年間，約有1,000名菲律濱婦女被迫淪為“慰安婦”。對許多倖存者而言，苦難在戰爭結束後仍持續很久。

2017年，一座紀念“慰安婦”的雕像在馬尼拉豎立，僅數月後便在東京的強大外交壓力下被移除。

包括GABRIELA和Lila Pilipina在內的婦女團體譴責移除行為，並持續要求正義，呼籲日本正式道歉、賠償，並將慰安婦的經歷納入其歷史記錄和教科書。

“令人非常遺憾的是，不同於戰後德國——其已為二戰暴行正式道歉，並積極維護正確歷史以確保和平——日本尚未與過去做出同樣清晰的切割，尚未就過去的戰爭罪行正式道歉，也尚未始終如一地維護準確的戰爭歷史。”菲律濱經濟與政治分析師李天榮告訴新華社。

“噩夢般”的馬尼拉

佔領的恐怖在1945年2月達到頂峰。當盟軍逐個街區解放這座城市時，被困的日軍將絕望轉化為大屠殺。

從2月3日至3月3日，馬尼拉成為太平洋戰爭中最血腥的城區戰場。超過100,000名平民在蓄意的大規模暴力行為中被殺害——遭刺刀刺死、槍殺、活活燒死或強姦。

在王城區(Intramuros)，日軍封鎖所有城門，將這片古老城區變成殺戮場。眾多男子被驅趕至聖地亞哥堡(Fort Santiago)，並被有系統地殺害。

屠殺蔓延至周邊區域。在馬拉地(Malate)的聖保羅學院(Saint Paul’s College)，一個餐廳成了死亡陷阱，爆炸物在數百名尋求避難的驚恐居民中被引爆。

戰鬥結束時，超過600個街區被毀，與之一同毀滅的還有數世紀的文化和建築遺產。

目睹戰後慘狀的戰地記者亨利·基斯(Henry Keys)寫道，馬尼拉已變成“一個充滿噩夢般恐怖的城市”，並將其毀滅程度與日軍在南京犯下的暴行相比。

“歷史不是一堆死寂的事實；它是一個鮮活的警示。”同時也是當地媒體專欄作家的李天榮說。“記住在菲律濱犯下的暴行，意味著要對可能使其重現的意識形態保持警惕。”

李天榮補充道：“八十年過去了，馬尼拉的廢墟已經重建，但對歷史真相的呼籲絕不能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