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头条专讯：菲律宾宪法早在1987年就已明确写明，国家应依法禁止政治家族垄断公职。然而，近四十年过去，这条写进宪法的禁令，始终停留在纸面上，迟迟未能落地。
现实中的国会，恰恰被一个个政治世家牢牢把持。问题也就随之而来——要他们亲手立法，切断自身的政治血脉，几乎是一道无解题。
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政治学教授玛丽亚·埃拉·阿蒂恩萨（Maria Ela Atienza）直言不讳地指出，阻力并非偶然，而是制度性存在。“负责立法禁止政治家族的人，本身大多就是政治家族成员，”她说，“他们自然没有动力推动一部可能终结自身政治生命的法律。”
这种结构性困局，最终付出代价的，并不是政治精英，而是生活在贫困线边缘的数百万普通民众。
自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以来，国会中从不缺乏“反政治家族”的法案提案，但这些法案几乎无一例外地止步于委员会阶段。近年来，随着防洪工程腐败问题被不断揭开，部分政治人物开始释放“愿意改革”的信号，舆论也一度升温。
但阿蒂恩萨提醒， rhetoric 往往不等于行动。她指出，由众议长法乌斯蒂诺·迪三世（Faustino Dy III）和伊罗戈斯省议员小马科斯（Ferdinand Alexander Marcos）提出的相关法案，虽然打着改革旗号，但内容明显“缩水”，与反对派此前提交的版本相比，力度大打折扣。
换句话说，看起来在动，实际上并没动到要害。
菲律宾圣托马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斯·科罗纳西翁（Dennis Coronacion）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认为，总统马科斯呼吁国会“优先处理反政治家族法案”，并不等同于真正推动立法。“如果总统只是呼吁，而不是将法案认证为‘紧急法案’，国会完全可以选择不配合。”
在菲律宾立法体系中，被认证为紧急法案的议题，可以跳过部分程序，加快审议节奏。但截至目前，这一步仍未发生。
科罗纳西翁坦言，从现实角度看，国会通过反政治家族法的可能性依然偏低。“没有哪个政治家族会支持一项可能让自己在政治版图上‘灭绝’的法律。”
而政治家族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早已不只是抽象概念。菲律宾统计局与调查新闻中心的数据显示，贫困率最高的十大地区，几乎清一色由政治家族长期掌控。
2021年，邦萨摩洛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的贫困发生率高达37.2%，该地区所有省份均由政治世家主政。卡拉加区、中棉兰老、西比科尔和东米沙鄢等地，情况也高度相似。
这种高度重合，很难简单归因为巧合。学界普遍认为，当政治权力高度集中，问责机制往往随之弱化，竞争消失，公共资源更容易被内部消化。
阿蒂恩萨指出，政治家族不仅扼杀公平竞争，也往往成为阻挡民主改革的“防火墙”。在这种体系下，公职更像是一种家族继承物，而非公共托付。透明度、监督和追责，都会在熟人社会与裙带关系中逐渐失效。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实是，相比打破政治世家垄断，国会在推迟描笼涯（barangay）和青年委员会（SK）选举时，反倒显得异常高效。
数据显示，自1987年以来，国会共提出161项推迟基层选举的法案，而真正针对政治家族的法案，仅有68项。数量差距背后，意图并不难理解——基层选举成本低、门槛低，理论上更容易撼动既有权力结构。
在第18和第19届国会，仅推迟基层选举的提案就多达85项，而反政治家族法案几乎原地踏步。即便在当前第20届国会，相关法案依旧躺在委员会里，毫无进展。
阿蒂恩萨认为，当前或许是一个罕见的窗口期。公众对腐败的愤怒正在累积，越来越多菲律宾人开始意识到，政治家族网络如何为权力人物提供“防弹衣”。
她直言，如果马科斯总统希望完整走完任期，并留下政治遗产，就必须证明自己不只是说说而已。“他需要展现真正追责权贵的决心，”她说，“反政治家族法，可能会成为一道无法回避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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